![]() ![]() ![]() ![]() ![]() 達賴喇嘛格言
過失多是因放逸造成的,東西亂吃,行為亂來,開車不注意出車禍。身體的健康需要依著不放逸來守護,這就是正念。在正要吃東西時,如果不該吃的,在此刻覺察這屬於不該吃的,這就是正知。同樣的,我們除了身的苦樂,內心也有不同的苦樂,為了防止心苦,就要留意內心的錯亂想法,依著不放逸來生正念,依著正念生正知來察覺,如此去守護。自我持戒亦是如此,不是靠外在逼著你去守戒,而是自己去察覺這些問題,明白自己想要離苦得樂,自願去守護,不去造這些苦因,並且主動的要去造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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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曆:2152 木蛇年
⌘ 流亡中的自在 ⌘
第十五章: 宇宙責任與菩提心
我後來發現,一九八七年九月與十月兩次示威,就是肇因於北京對我提出的五點和平計劃公開指責,數以千計的拉薩人要求西藏獨立,可想而知,中共官方必然以殘酷的暴力鎮壓。武裝警察開往制止示威,並任意開槍,至少有十九人死亡,受傷人數更多。
最初,中共矢口否認開火,六個月後,他們才承認,少數公安人員曾向空中開槍警告,可是或許有些子彈落地時傷到民眾(聽到這種說詞,我不禁懷疑中共是否暗示他們發明了一種專嗜西藏人鮮血的秘密子彈)。 有關示威及殘酷血腥鎮壓的消息立刻傳遍全球,自一九五九年以來,西藏首次再度成為新聞頭題。但我直到相當時日後,才得知全部經過細節,這還是靠若干事發當時正好在拉薩的西方觀光客之助。 他們之中有四十人聯合提出一份報告,陳述他們親自所睹的暴行。我才知道,兩次示威都循相同的模式。起初是一群僧人聚集在大昭寺前面喊叫『西藏獨立』,很快就有成千上百的俗人加入,一齊吶喊。忽然間,一整營的安全人員掩至,不加警告便逮捕了僧俗共約六十人,押到幾乎就在大昭寺對面的公安局。被捕前,他們都遭到毒打。民眾曾要求官員開釋這些示威者,但忽然又冒出多名攜有攝錄影機的安全人員,拍攝群眾,有人因害怕被認出,而開始向公安人員投擲石塊,武裝的安全部隊則開槍還擊。少數西藏人驚惶失措,動手推翻警車,點火焚燒,但大多數人還力持自製。一部分公安人員丟下槍逃跑時,他們蒐集了武器,就地破壞。 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的騷亂中,公安局很不幸的被示威者縱火。他們是為了救出被囚禁的夥伴,鋌而走險,燒毀公安局的大門。同時公安人員不斷出來把人拖進去,對他們橫加棰楚。 群眾最後被驅散時,地面上已躺了至少十多具屍首,其中有好幾名孩童。當晚及接下來數晚,好幾百個人在家中被捕。最後共有兩千多人入獄,他們都遭受刑訊,一份報告甚至說有人被處決。 我在此要對這些外籍人士表示謝意,他們沒有義務這麽做,卻無私的冒生命危險,幫助其他受苦受難的人。這種自然流露的人道精神,成為人類未來唯一的希望。他們一再冒生命的危險,援助許多受傷的西藏人,他們也把目睹的許多中共暴行拍照存證。 雖然中共官方盡快驅逐來到西藏的記者及一切外國人,但他們的暴行仍傳遍世界各地,若干西方政府因此呼籲中共尊重西藏人權,並釋放當地所有政治犯。北京政府卻答覆說這是內政問題,拒不接受外界批評。 由於西藏已與外界隔離,我好幾個月都得不到進一步消息,但我現在知道,示威之後,中共立刻展開大規模政治『再教育』計劃,甚至以一周薪資為餌,誘人參加十月下旬一次反示威運動,但仍因為無人參與而宣告取消。同時為了防範再有新聞外洩,人民解放軍全力封鎖邊界,在中共壓力下,尼泊爾也逮捕了二十六名試圖逃脫的西藏人,遞解交中共。但也在這同時,有個中國消息來源告訴我(他也跟西方觀光客一樣,基於同情與義憤而這麽做),向示威者開火確實是上層下達的命令。 一九八八年初,駐拉薩的中共官員指示宗教人士照常舉行默朗木慶典(該儀式被禁二十年後於一九八四年解禁)。但喇嘛認為不妥而拒絕從命。北京政府下令照計劃慶祝,希望籍此向外界證明,西藏一切如常。喇嘛被迫奉命行事,但中共唯恐再生騷動的情勢很明顯。一九八八年二月,英國廣播公司報導: 數以千計的中共安全部隊開赴拉薩地區----全市各處均設有路障。晚間大隊武裝車輛在街道上巡邏,擴音機勸告民眾留在家中。有則播音直接宣稱,『不聽話就宰了你們』。 默朗木慶典舉行前一周,一則發自北京的路透社電訊說,有五十輛軍車及一千多名穿戴鎮暴裝備的中共公安人員,在大昭寺前面舉行演習。 慶典開始,緊張情勢更是節節升高。閉幕儀式就出現大批軍事部隊,在場的喇嘛與安全人員之比為一比十。此外還有很多便衣混在人群中,有的攜有攝錄影機。後來的發展更顯示,安全人員還有化妝,有的剃光頭,有的戴假髮,使人誤以為他們是拉薩本地或外來的喇嘛。 起初還能維持和平的氣氛,但三月五日,喇嘛們吶喊要求釋放前一年十月未經審判就遭監禁的多名抗議者中一個名叫悠魯巴瓦澤仁的轉世活佛。接下來的祈禱典禮後半,集結的人群趁彌勒菩薩的神像被抬著繞境時,痛罵中共佔領西藏,並且向四周監視的警察投擲石塊。公安部隊的因應方式是手持棍棒與電擊棒,一再衝入人群;後來,軍方就開火了,這次他們並非隨便掃射,而且有準備的殺死了若干抗議者。且走且戰之下,有數百名西藏人受傷。中午時分,警方突襲大昭寺,謀殺了至少十二名喇嘛,其中一人先是遭毒打,然後被挖出雙眼,最後由屋頂被丟到地面。西藏最神聖的寺廟變成了屠場。 拉薩的藏人區整個沸騰了,晚間約有十二家反西藏人的中國人開的商店被燒毀,公安部隊也一再出擊,拖走了數百名男女及兒童。 由於當時只有幾名外國人,而且都不是記者,所以新聞幾乎全被封鎖,數週後我才聽到詳情。同時,這次動亂無論規模與嚴重性都遠超過前一年秋季。結果實施兩週的宵禁,至少有兩千五百人被捕,所有拉薩的西藏人都受到無情的威脅。 我對西藏人民如此表達他們的絕望之情,並不感到意外,但得知中共的殘暴壓製手段,我仍然感到震驚。全世界都為之憤怒,短短六個月之中,國際新聞再次廣泛的報導這場動亂,雖然可採用的資訊不多。同時,中共官員的反應也與上次雷同:北京政府認為這是內政問題,他們把示威說成少數『反動分離分子』的陰謀,又把我稱作危險的罪犯。他們說,達賴喇嘛故意唆使暴動,並派遣間諜到西藏執行任務。我早已料到這事,但中共現在公開指控外國在兩次動亂中都扮演重要角色的行為,卻令我不安。 我第一份有關默朗木慶典示威的完整報告,來自英國政治家艾納斯爵士(Lord Ennals),他將近一個月後抵達西藏。艾納斯爵士是北京政府批准來西藏,調查人權狀況的一個獨立代表團的領袖。他和其他團員發現西藏人所受種種違反人權的待遇,都深表震驚。代表團也蒐集到無可反駁的示威人犯受到刑求的證據,他們從目擊者那兒聽取了全部細節。他們的報告由『國際警戎』(International Alert)出版,其中談到『這個危險必須加以快速、積極的反應』。 這個搜證團體在西藏的同時,我卻到了英國,我是應若干對西藏佛教有興趣的團體之邀前往。我對那兒的媒體關懷西藏人民苦難的熱情,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時,我也很高興接到一九八八年稍後,在歐洲議會對一群關切此事的政治家演說的邀請。適在此時,若干西方領袖也呼籲中共,就西藏的未來與我展開談判。 我認為這項邀請是重申五點和平計劃,尤其是擴充第五點原則的良機,所以欣然接受。一九八八年六月,我在薩爾斯堡的演說中,談到我認為在某些特殊狀況下,西藏可與中共保持關係,由北京指揮它的外交與國防。我也明白表示,西藏流亡政府隨時準備與中共官方談判。可是我堅持,這只是一項建議,任何決定權都操諸西藏人民手中,不能由我決斷。 北京的反應仍是全面否定。我的演說遭到公開抨擊,歐洲議會也因准我演說而受批評。但一九八八年秋季還是有一項樂觀的發展,中共表示願意跟達賴喇嘛討論西藏的未來。他們第一次承認,不僅願意討論達賴喇嘛的地位,也願意討論西藏本身。現在輪到我出牌。我立刻提出代表團的名單,並建議一九八九年一月雙方在日內瓦晤談。我這項選擇是為了一旦需要我到場,我可以立刻親自出席。 不幸的是,中共雖然原則上同意談判,卻又設下重重限制,處處阻撓。最初,他們表示寧願在北京談判;接著又限制不許外國人參加談判代表團;再下來,他們連西藏流亡政府的成員都不許參加,因為他們不承認這個政府,後來他們又說,任何曾經支持西藏獨立的人都不得參加,到頭來,他們只肯跟我一個人談。這實在令人失望。中共雖然口說願意談判,卻搞得談判根本不可能展開。我儘管一點也不反對跟中共會面,但他們先跟我的代表初步談判,是很合理的。因此,儘管大家同意在日內瓦舉行談判,一九八九年一月來了又去了,一事無成。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消息傳來,班禪在難得的從北京住所前往西藏訪問期間圓寂。他不過五十三歲,我當然很難過。我覺得西藏損失了一位真正的自由門士。無可否認,有些西藏人對他持分歧的看法,事實上,一九五0年代早期,他還很年輕的時候,我曾經懷疑過,他以為站在中共那一邊可利用情況為自己造勢。但我相信他的愛國熱忱出於真心。即使中共一九七八年釋放他出獄後,利用他做傀儡,他還是反對他們到底。他去世前曾發表一篇演講,新華社的報導顯示,他對中共官方在西藏犯下的『許多錯誤』,有嚴厲的批評。這是一項勇敢的最後行動。 兩天後,他在扎什倫布寺最後一次露面,向他前世的靈塔奉祭後不久,他就心髒病發作圓寂。很多人覺得,班禪喇嘛在自己的寺廟中圓寂具有像徵性,這是一位真正的精神宗師博大精深能力的表現。 雖然他去世前我們無法相見,但我曾跟班禪喇嘛通過三次電話。兩次是在他北京的辦公室,他是人民大會的代表,另一次則是他在國外的時候。他在北京的談話無可避免的有人監聽。我知道是因為第二次通話後數週,中共報章上刊出一份經過重新仔細編排的我們的談話紀錄。但他在澳洲時,總算有機會擺脫他的監視者,打電話到西德跟我交談。我們無法久談,但已足以使我相信,班禪喇嘛的心仍忠於他的宗教、他的同胞和國家。因此當我聽說他在拉薩,因為對商業太感興趣而被人批評的報導時,我並不放在心上。另外也有他娶妻的傳言。 他死後,我接到中共佛學會邀我參加他北京的葬禮的邀請。這等於是訪問中共的正式邀請。我個人很想去,但不免猶豫,去的話一定會面臨若干有關西藏的討論。如果日內瓦談判如期舉行,這實在會是個好機會;但在目前情況下,我覺得不該去,只好遺憾的拒絕了。 同時,中共的拖延也帶來不可避免的結果。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拉薩又展開三天的示威,表現出的強烈不滿可說是一九五九年三月以來所僅見,成千上萬的人走上街頭。中共公安部隊改變策略,第一天一直保持旁觀,只拍攝一些書面,晚間在電視上播放。但第二天,他們又恢復用棒子打人和不分青紅皂白的開槍,目擊者指出,他們用機槍掃射民宅,把全家人都殺死。 不幸的是,西藏人的反應不但包括攻擊警方與安全部隊,在若干場合中,無辜的中國平民也成為攻擊對象。西藏人實在不該使用暴力。中共要的話,以十億人口對付我們六百萬人,滅絕西藏人也非難事。大家嘗試了解心目中的敵人,是更具建設性的作法。學習原諒,比單單撿起一塊石頭丟向憎恨的目標有用得多,尤其當深受激怒的時候。因為只有在最困厄的環境下,為自己和為他人行善的潛能才會發揮到極致。 但事實上,我知道大部分人都覺得我這番話不切實際。我要求得太多。我不該寄望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西藏人愛中國人。因此,我雖然決不寬容暴力,但我承認某些程度的暴力是不可避免的。 我甚至對我同胞的勇氣深感敬佩。大部分參與示威者是婦女、兒童及老人:男人第一天傍晚就都被捕,因此只有靠他們的家人在第二和第三天,繼續替他們表達他們的意見。他們很多人現在可能已死亡,更多人在牢中天天遭受苦刑拷打。 多虧少數在場的勇敢外國人,無視威脅,盡快把最近這次暴行的報導傳往外界。正如以前,美國、法國、歐洲議會都一致支持西藏人民,譴責中共至少殺害兩千五百名無武裝西藏人,及傷及不計其數無辜的報復手段。很多其他國家的政府也表達『重大關懷』,三月八日開始實施的戒嚴法更引起廣大的批評。 中共在拉薩實施戒嚴,令人想到就害怕,因為自從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一批人民解放軍部隊開到以來,這座城市一直受軍事統治。中共顯然想把它變成一個屠場,一個喜馬拉雅山下的殺戳戰場。 我於是在兩天後的西藏人民抗暴十三週年紀念日,向鄧小平呼籲,請他出面取消戒嚴,終止對西藏人民的迫害,但他沒有作答。 拉薩抗議結束數週後,中共內部也有示威抗議。我懷著不相信和恐懼的複雜情緒,注意它的每一個發展。尤其當一部分示威者開始絕食抗議,我更感焦慮。學生都是那麽聰明、誠摯、天真,他們的人生才剛開始,卻鬚麵對一個始終那麽殘酷、頑固、無動於衷的政府。同時,我也不得不有點佩服中共的領導人,這群始終堅持已見的愚蠢老朽,無視於種種顯示共產主義已在全世界失敗的證據,及數以百萬計的抗議者在他們的門口吶喊的事實,從不改變。 可想而知,最後軍方出動鎮壓示威,令我感動震駭。但就政治方面考慮,我覺得民主運動只是暫時受挫。官方動用武力,只會促使平民採取支持學生的立場。他們這麽做,反而使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壽命縮短一半到三分之二。同時,他們也讓世界看清了他們的手段的真相:原來對中共統治下的西藏人權蕩然無存所持的懷疑態度,現在已一掃而空。 在私人層次,我頗為鄧小平擔心,他現在已身敗名裂,如果沒有一九八九年那場大屠殺,歷史可能奉他為一位英明的領袖。我也很同情跟他同居領導地位的那些人,他們出於無知,摧毀了中共下十年功夫建立的國際聲譽。看起來似乎他們的宣傳雖然在人民中間並不成功,在他們自己身上卻完全見效。 一九八九年拉薩全面戒嚴,與世界其他地區發生的美好改變恰成殘酷的對比。我於該年秋季訪問美國時,尤其感覺到這項令人悲哀的事實,我得知自己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雖然這則消息對我個人而言無足輕重,但我知道它對西藏人的意義極為重大,因為他們才是真正的『得獎者』。我則因國際間認同慈悲、寬赦與愛的價值而感到滿足。更有甚者,我更幸慶許多國家的人都發現,和平的改變並非不可能。過去,非暴力革命的觀念或許顯得太過理想化,這項壓倒性的反證帶給我很大的安慰。 一九八九年年底,我直接體驗到這個真理,我於克倫茲(EgonKrar, tz)被推翻當天訪問柏林。在東德官方協助下,我得以登上柏林圍牆。我居高臨下,把各安全崗哨看得清清楚楚,一位老婦人無言遞給我一支紅燭,我心情激動的點燃它,高高舉起。一時間,小小的火焰彷彿將要熄滅,但它支持住了。人群擠在我四周,我合掌祈禱,慈悲與關懷的光明充滿全世界,驅逐恐懼與壓迫的黑暗。我將永遠記住那一刻。 數週後,我應捷克總統哈維爾之邀請赴捷克訪問時,也發生類似的事。哈維爾曾因參與政治活動被捕下獄,出獄未久就當選總統。我抵達時受到熱烈的歡迎,很多人滿眶淚水,舉手作出勝利的手勢,向我揮動。我立刻看出,儘管身受多年的極權統治之苦,這些男男女女新得到的自由中,仍生氣勃勃,充滿喜悅。 我覺得應邀訪問捷克是一項殊榮,不但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得到一國元首的邀請,也因為他是個始終如一,忠於真理的人。我發現這位總統是個文雅、誠懇、謙虛、而且富幽默感的人。當天晚宴上,他手持一杯啤酒,燃起一根香煙,告訴我他極為認同以入世著稱的第六任達賴喇嘛。這使我期待捷克發生第二次革命:爭取在用餐時間少抽點煙!哈維爾總統的不做作給我極深刻的印象。他似乎完全不受職位的影響,他的外貌與談吐都顯示他是個非常敏感的人。 一九九0年初,我遇到另一個予我深刻印象的人,就是在南印度建立一個村落的巴巴安提(Baba Ante)。他在荒蕪的土地上,一手建立了一個有樹、有玫瑰園和菜園、醫院、養老院、學校和工廠的社區。這件事本身已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更值得一提的是,它完全是由殘障人士所興建。 我在村中看不到任何向殘障屈服的跡象。有次我走進一間工寮,一名工人正在修理腳踏車輪子。他用痲瘋病肆虐下雙手的殘餘部分,抓住鑿子和槌子,賣力的揮動,我不由得覺得他是在炫耀。但他充分的自信使我確知,只要有熱情和妥善的組織,即使有重大缺陷的人也能得到尊嚴,成為社會上具有生產力的一員。 巴巴安提是個不平凡的人。他奮門了漫長的一生,承受了許多肉體上的苦難,由於脊椎受損,他只能筆直站著或躺下。但他仍然精力充沛,他的工作換了我一定做不來,雖然我健康良好。我坐在他床畔,握著他的手,他躺著跟我交談,我不禁覺得身旁躺著一個真正慈悲的人。我告訴他,我的慈悲大多只是說說而已,他卻用行動發出光來。巴巴安提後來告訴我,他如何下決心奉獻一生幫助別人的故事。有一天,他看見一個痲瘋病人,眼眶的爛洞中長出蛆來。一切就是這樣開始。 像這樣的人道榜樣使我相信,總有一天我的同胞在中共手下所受的苦難會結束,因為十億中國人之中,縱然隨時都有好幾千人在從事慘無人性的行為,但其他人當中,必定有好幾百萬人在行善。 話雖這麽說,我仍無法忘懷西藏目前的狀況,不滿與壓迫絕不限於拉薩一地。一九八七年九月到一九九○年五月之間,共有八十多次經報導的示威。其中很多只有少數抗議者參加,大部分也並未以流血結束。但我的同胞卻因而處於新的恐怖統治下。現在拉薩的中國人數量已遠超過西藏人,坦克經常出現,國際特赦組織與亞洲視察(Asia Watch)等組織的報導清楚的指出,迫害仍在全西藏各地持續。無故逮捕、施刑拷打、根本不加審判就監禁或處決,都是中共官方的典型作風。 這張令人不快的清單還該加上若干西藏人的證詞,他們都曾在示威之後被捕受刑,但幸運的逃脫到印度。其中一個人,他的姓名必須保密,以防他的家人遭到報復,向人權調查員敘述他如何被剝光衣服,以手銬銬在囚室中多日,一再遭受毒打和辱罵。有時警衛喝醉了就來囚室打他。一天晚上,他因頭部被連續撞擊牆壁鼻子流血不止,但神智仍很清醒。他還描述『滿身酒氣』的警衛把他當成練國術的靶子。拷問的目的是逼他承認曾參加抗議,多次刑訊之間,他有時被丟在寒冷的囚室中,不給食物或被褥。 這個人在拘禁的第五天黎明時分就被叫醒,押到監獄外面的一個偵訊中心。他先被兩名警衛壓在地上,第三個警衛跪在他面前,雙手抓住他的腦袋,不斷用他的左太陽穴撞地達十分鐘之久。然後他描述一種叫做『吊飛機』的酷刑: 我從地上被拖起來,兩名士兵用一根繩子綁住我的手臂。這根繩子很長,中間有個金屬環,剛好扣在我頭後,繩子兩頭繞過我肩膀,一圈圈繞在我手臂上,直到手指都捆住。一個士兵接著把繩子兩端穿回金屬環,迫使我雙臂後屈到肩胛骨上。他抓緊繩子,用膝蓋頂住我後腰使刀,使我的胸部疼痛非常。繩子接著穿過天花板上的鉤子拉下來,我只能以足尖著地。我很快就失去知覺。我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但醒來時我人在囚室裡,除了手銬腳鐐,全身一絲不掛。 四天後,他又赤裸裸的被押出監獄,腳鐐拿掉了,但手銬還在。這次不是帶他去偵訊,而是把他綁在一棵樹上。 一名士兵用很粗的繩子把我綁在樹上。繩子從我的脖子一直綁到膝蓋。這名士兵隨即站在樹後,用腳頂住樹,把繩子拉緊。中共士兵坐在樹的四周吃午餐。一個人站起來,把碗裡剩的蔬菜和辣椒丟到我臉上,辣椒灼痛我的眼睛,我還會覺得痛。然後他們解下我,押我回囚室,我腳步不穩,幾乎無法走路,但每次我跌倒都會遭到一陣毒打。 其他曾經坐過牢的人,描述如何一再遭電擊棒酷刑的情形。一名年輕人嘴巴被塞進電擊棒,造成嚴重紅腫;一名比丘尼告訴調查員,肛門與陰道被塞入電擊棒。雖然我很想用這樣的報導來論斷全體中國人,但我知道這麽做是錯誤的。可是這樣的惡行絕不能忽視。我雖然大半生都在放逐中度過,而且一直很關注中共的大事,甚至可以當『中國觀察家』之稱而無愧,但我必須承認,我還是不能完全了解中國人的心靈。 一九五○年代早期,我訪問中國時,我看得出很多人犧牲一切只為了促成社會的改變。很多人身上留下門爭的疤痕,他們大多胸懷崇高理想,要為這個廣大國家的每一個人爭取真正的福利。他們為這樣的目標建立一個彼此之間毫無秘密,連一個人該睡幾小時覺大家都一清二楚的黨政制度。他們對理想狂熱的程度沒有什麽阻止得了。他們的領袖毛澤東頗具遠見與想像力,深知建設性批評的價值,經常加以鼓勵。但這個新政府幾乎馬上就因無謂的內門與紛爭而陷於癱瘓。我親眼目睹它發生。不久,他們就用神話取代事實,為了證明自己高人一等不惜撒謊。我一九五六年在印度見到周恩來時,告訴他我的憂慮,他叫我不必擔心,一切都會好轉。事實上,事態一路惡化下去。 我一九五七年回到西藏時,中共官方已在公然迫害我的同胞,但同時我一再接獲不干預西藏的保證。他們說謊毫不遲疑,一向如此。更糟的是,外界似乎都準備聽信這番謊言。後來到了一九七○年代,若干頗具威望的西方政治家被帶來西藏,回去時都說一切良好。 事實是自從中共入侵以來,一百多萬西藏人死於中共的政策之下。聯合國一九六五年的西藏決議案中指出,中共佔領我的故鄉,充滿『謀殺、強暴、任意下獄的行為;大規模對西藏人施以酷刑及種種殘忍、不認道及可恥的待遇』 。 我仍然無法解釋為什麽會發生這種事,為什麽那麽多好人的崇高理想會變成毫無理性的野蠻行為。我也不懂中共領導階層主張滅絕西藏人的動機何在。似乎中共已失去了信念,所以中國人民過去四十一年來經歷了無以言喻的苦難----一切都打著共黨主義的旗號。 但共產主義始終是人類社會一項最偉大的實驗,我不否認自己最初也深受其意識型態的吸引。問題在於,我很快就發現,雖然共產主義宣言為『人民』服務---成立『人民旅社』、『人民醫院』等----『人民』代表的卻不是每一個人,而是那些少數自認為持『人民的立場』的人。 共產主義之所以如此猖獗,西方應負一部分責任。西方對最初的馬克思主義政府的敵意,導致這些政府為保護自己而往往採取可笑的預防措施。他們變得對任何事、任何人都持懷疑態度。 『疑心』違反基本人性---人都希望能信任別人----造成恐怖的不快處境。我記得一九八二年訪問莫斯科,到克里姆林宮參觀列寧房間時,就遇到類似的情形。一名女導遊機械化的解說俄國大革命的官方歷史,有個面無笑容,顯然隨時準備---開槍的便衣人員一直監視著我。 不過,如果說我有任何政治信念,我想我還是該算半個馬克思主義。我並不反對資本主義,只要他遵循人道主義的路線,但我的宗教信仰使我更傾向於社會主義與國際主義,它們都跟佛教的原則比較契合。馬克思主義還有一點吸引我之處,那就是它肯定人該為自己的命運負責,這不折不扣反映了佛教的觀念。 相對的,在民主架構中實施資本主義政策的國家,比追求共產理想的國家自由得多,確為不爭的事實。因此我最終還是支持人道的政府,以服務全體為理想:不分老少或是否能對社會有直接的貢獻。 儘管我以半個馬克思主義者自居,但如果真的有機會投票,我會投給支持環保的政黨。近年世界最積極底進步就是日漸認識大自然的重要性。這不是什麽神聖不可侵犯的事,照顧我們的植物就是照顧我們的家。人類來自大自然,沒有理由跟大自然作對,所以我說環保跟宗教、倫理或道德無關,這些都奢侈品,因為沒有它們,我們照樣能生存。但再跟自然界為敵,我們將無以求生。 我們必須接受這一點。如果我們使自然界失衡,人類就要受苦。更有甚者,我們活在今天,必須為下一代著想;清潔的環境也是人權的一種。因此,保證我們交給新一代的環境,跟我們從上一代接到的同樣健康(甚至更健康),是我們的責任。這實際上並不困難。因為儘管個人的能力有限,宇宙整體的努力成就卻無可限量。這全賴每個人竭盡所能,離開房間時隨手關燈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這不表示我們因此可以不做。 身為佛教僧侶,我覺得業的觀念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有用。你一旦相信動機及其效果之間的關係,就會更當心你的行動對自己及別人造成的影響。因此,儘管西藏的悲劇不斷上演,我在世上仍發現許多善。尤其消費至上的信念,逐漸被人類必須維護地球資源的觀念取代,帶給我很大的鼓舞。這件事極有必要。在某種意義上,人類就是地球的兒女。雖然到目前為至,我們共同的母親還容忍她兒女的行徑,她也正在讓我們知道,她已經到了容忍的極限。 我祈求有一天我能把關懷環境的訊息,帶給每一個中國人。由於中國對佛教並不陌生,我相信我或能以實際的方式為他們服務。已故的前任班禪喇嘛曾經在北京舉行過一次時輪金剛灌頂,如果我做相同的事,也是有先例可循,身為佛門弟子,我關懷所有的人,乃及所有受苦的有情眾生。 我相信痛苦來自無明,人們會把自己的快樂與滿足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但真正的幸福來自內在的安祥和滿足,唯有經由利他、博愛、慈悲、消滅貪嗔癡的修養才能達成。 可是有人覺得這種話太天真,可是我要提醒他們。不論我們來自世界那個角落,基本上我們都是同樣的人。我們都尋求快樂,逃避痛苦。我們有同樣的基本需求與關懷。更有甚者,我們都追求自由與命運自決的權利。這是人的天性。世界各地從東歐到非洲都在發生劇變,就是最好的佐證。 同時,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暴力衝突、破壞自然、貧窮、飢餓等---主要都是人類造成的。它們唯有經過人類的努力與諒解,並培養民胞物與的情操才能解決。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其於善意與自覺,建立對彼此,及對這個我們共同擁有的星球的宇宙責任感。 不過,雖然我發現佛教信仰有助於產生慈悲,但我相信任何人都能發展出這種情操,不一定要靠宗教。我更相信,所有的宗教追求的都是相同的目標:為善與帶給全人類幸福。雖然手段不盡相同,目標卻是一般無二。 隨著科學對我們生活的衝擊日趨擴大,宗教與心靈修養在提醒我們自己具有的人性方面,重要性也與日俱增。兩者之間並沒有衝突,反而互有啟發。科學和佛陀的教誨都告訴我們,萬事萬物基本上是一致的。 本書之末,我希望利用這機會特別向西方的朋友致感謝之忱。你們對西藏人所受苦難的關懷與支持,令我們深為感動,也帶給我們繼續為自由正義奮門的勇氣。我們所恃者不是武器,而是更強大有力的真理與決心。我知道我的道謝足以代表所有的西藏人,請不要在這歷史上生死存亡的一刻忘記西藏。 我們也希望能為促進世界和平、人類與美有所貢獻。未來的自由西藏將設法協助所有需要幫助的人,保護自然,促進和平。我相信,我們西藏人精神與現實並重的能力,必將有其特殊的貢獻,不論多麽渺小。 最後,我希望與讀者分享一段帶給我極大啟發與信心的發願文: 乃至有虛空,以及眾生住,願吾住世間,盡除眾生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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