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初期，西藏緊急的形勢已經升高到瀕臨突如其來的劇烈變動。我聽說在一份呈給毛主席的備忘錄中寫著：西藏人對中共人民解放軍繼續駐紮並不高興，還說到處都有西藏人反抗，所有監獄現在都關滿了人。據說毛澤東這麽回答：『沒什麽好擔心。不要管西藏人覺得什麽的---這跟他們不相關。至於西藏人反抗嘛，如果需要的話，人民政府必須隨時準備把所有的西藏人關進牢房裡。因此，牢房是一定要加蓋的。 』我記得當我聽到這消息時，真是嚇壞了。比起從前真有天壤之別；中共未入侵西藏前，我認得拉薩的每一個犯人，我還把每一個犯人都當成是自己的朋友。

當時還有另一個故事是關於西藏三月抗暴後，毛澤東對一份報告所作的反應。報告中說西藏的秩序已經恢復了。 『那個達賴喇嘛呢？ 』據說毛澤東追問道。當他知道我已經脫逃了，他回答：『這麽一來，我們已經輸了這一仗。 』畢竟，我所知關於這位『偉大的舵手』的資訊都是看報看來的或是聽BBC環球新聞廣播聽來的。我跟北京一點兒也沒接觸；西藏流亡政府也和我一樣，這種情形維持到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死亡後。

當時我正在拉達克傳授時輪金剛灌頂。拉達克是印度北部偏遠省分將（Jammu）和喀什米爾的一部分。在一連三天的灌頂法會翌日。毛澤東死了。第三天，一早上都在下雨。但是到了下午，天際出現一條非常漂亮的彩虹。我相信這必定是一個好兆頭。然而，雖然有這麽一個好兆頭，但是我可沒有期望北京會有什麽戲劇性的變化。幾乎是立刻地，由毛澤東愛人江青所領導的四人幫被抓起來了。事實隨即顯而易見：就是這群人，躲在苦惱的主席背後，在過去一些年裡，曾有效地統治過中國，他們追隨邪惡的激進政策，並且支持繼續推行文化大革命。

接著，一九七七年，據報導說，李先念---當時的中共國家主席表示，雖然文化大革命有許多成就，但同時也造成了一些傷害。這是顯示中共領導人物開始面對事實的第一個徵兆。接著是提出安撫西藏的聲明。同年四月，嘎波嘎旺吉美（他現在是北京政府的高官）公開宣布：中共歡迎達賴喇嘛以及逃亡到印度的西藏人回去。從一九六○年代起，中共就一直在召喚已經逃離西藏的西藏人回去，還說他們會張開雙手歡迎。

這份聲明顯示中共即將展開一場密集的統戰宣傳，誘惑西藏人回去。我們開始聽到許許多多有關諸如『今日西藏史無前例的幸福』。不久，華國鋒---毛澤東指定的繼承人---呼籲全面恢復西藏的風俗習慣，廿年來首次，中共允許年老的人繞行大昭寺，也准許西藏人穿傳統服裝。這一切似乎充滿了希望，事實證明這不是最後的樂觀兆頭。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出乎我意料也十分令我高興，在幾乎歷經十年監禁後，中共突然釋放了班禪喇嘛。不久，當時權勢日隆的胡耀邦修正了國家主席李先念對文化大革命所作的聲明，並且說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個負面的經驗，沒有為中國帶來任何好處。

這似乎是個明顯的進步。但是我仍然以為：如果中共真的有心求變，那麽最好的表示就是對西藏採行真正的開放政策。我在三月十日西藏人抗暴十九週年紀念的演說中，呼籲中共當局開放西藏讓外國遊客無限制地進入。同時也建議中共應該允許中共佔領管轄下的西藏人能探訪他們流亡在外的家族等等。我覺得如果六百萬西藏人真的快樂，並且過著前所未有的繁榮生活，就像中共現在所說的一般，那麽我們就沒有理由再堅持，但是總該給我們機會去看看這些聲明後面的真相。

出乎我意料之外，中共似乎注意到我的建議。因為不久之後，中共就允許第一位外國訪客進入西藏：並且符合我的願望---中共訂立了規定使陷共區與流亡在外的西藏人能互相探訪。然而這些旅遊、探訪都不是沒有限制。

當中共發生巨大變動的同時，印度也同樣在進行重大變革。一九七七年甘地夫人在一段期間的緊急狀態之後舉行選舉，但卻落選。繼甘地夫人之後當選總理的是摩惹吉德賽先生（Mr. Moraji Desai）。這一次是自印度獨立以來，他所領導的人民黨首度打敗國大黨。但是不久之後甘地夫人又重新獲得政權。就在這時候，我和德賽先生的往來更深入了。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一九五六年，我早就認識並且喜歡他了。

寫這本書的時候，德賽先生仍然健在，而我繼續視他為好友。他是位俊秀神氣的人中之龍，充滿了生命力，並且不憂不慮。我並不是說他毫無缺點。和聖雄甘地比起來，德賽先生的日常生活非常簡樸自製。他力行素食，絕對不沾煙、酒。他是全然地真心與人相交。如果他不那麽直率，我還會覺得訝異。

然而，如果這是他短處之一的話，在我看來，以他對西藏人的友誼足夠彌補這個短處。他曾經寫信給我表示，印度文化和西藏文化是同一棵菩提樹上的兩條分枝。事實真的就是這樣。因為我已經非常清楚印度、西藏之間的關係是濃得化不開。印度人認為西藏是地上仙境----神住的地方以及聖地。分別位於西藏南部和西南部的開拉希山（Mount Kailash）和曼莎羅瓦湖（Lake Mansarova）是印度善男信女的朝聖重地。同樣地，我們西藏人認為印度是聖地。

到了一九七八年年底，又有更令人振奮的進展：鄧小平成為北京​​政府的最高領導人。這個現在掌握大權的溫和派領袖似乎是未來唯一、真正的希望。我以前就認為鄧小平會​​為他的國家做出一番大事。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間，我訪問中國時，曾經見過他許多次，並且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從來沒有長談過，但是我聽說過不少有關於他的事---尤其是，鄧小平不但能力超強而且極具決斷力。

我記得最後一次見到他的情景：他坐著，一個身材非常矮的人坐在一張大的、有扶手的椅子裡，慢條斯理、有條不紊地剝著一顆橘子。他的話不多，但是看樣子就知道他全神貫注地在聽別人說話。鄧小平給我的印像是：他是個有權勢的人。照現在這個情況來看，除了這些特質外，他也是個相當有智慧的人。他和他的妙語一切復出，例如：『從事實中尋找真理』、『不管白貓、黑貓，只要抓得到老鼠就是好貓』、『如果你長得醜，遮掩是沒有用的』。此外在政策方面，他比較關心的是經濟和教育，而不是政治教條和空洞的口號。 4

然後，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共在拉薩舉行盛大儀式，公開釋放卅四位囚犯，這些人大部分是前西藏政府的行政官員。中共說這些人是最後的『反革命頭頭』。據中共報紙報導，經由中共安排，他們展開長達一個月的『新西藏』之旅後，中共政府將幫助他們就業；甚至如果他們想出國的話，中共政府也會協助。

這一波波的異常進展並沒有因為新年的到來而中斷。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很湊巧地，就在美國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一天，班禪喇嘛十四年來首次公開露面，附和著中共的宣傳統戰，呼籲達賴喇嘛以及流亡在外的西藏人回去。 『如果達賴喇嘛真的關心廣大西藏人民的快樂與福祉，他應該完全相信它。 』他說：『我可以保證：住在西藏的西藏人民，現在的生活水平比舊社會好上許多倍。 』一個星期之後，拉薩廣播電台在播報『中共政府設立一個接待國外藏人的特別歡迎委員會』的消息時，又重申了這項邀請。

一個星期之後，嘉洛通篤出人意料的抵達康普（KANPUR, Uttar Pradesh），當時我正在參加一個宗教會議。令我驚訝的是，他說：『一些住在香港的老朋友告訴他，新華社（中共駐香港對英國殖民政府的官方單位）想要和他接觸。接著他又見到了鄧小平密使，這位密使告訴他，中共的領導人物想要和達賴喇嘛展開溝通。為了表示他的善意，鄧小平想要邀請嘉洛通篤到北京談談。我的哥哥拒絕了，因為他想先問我的意見。

這件事完全出人意料，我並沒有立刻回覆。過去兩年來的發展看起來真是非常有希望。然而，印度有一句老話說：一旦你被蛇咬過，那麽即使是繩子你也會小心。很不幸的，我和中共領導人物打交道的經驗都告訴我，這不值得信賴。除了懷疑中共當局扯謊外，還有更糟的呢！謊言穿梆時，他們一點都不會覺得羞恥。推行文化大革命時，文化大革命是『大大的成功』，而現在卻說是個敗績----但是在這段供詞裡卻沒有謙讓之意。這幫人也從來沒有遵守諾言。雖然十七點協議的第十三條款白紙黑字寫著：不會拿走西藏人的一針一線，但是他們已經掠奪了整個西藏。除了這個之外，中共乾了無數殘暴不仁的事，他們完全藐視人權。也許是因為中國人口非常龐大，所以他們把人命看成是廉價商品---西藏人的命就更不值錢了。所以我覺得應該要非常謹慎從事。

另一方面，我相信人的問題只有靠人的接觸才能解決。所以聽聽中共怎麽說應該是沒有什麽害處。同時我們還可以對中共說明我們的看法。我們當然沒有什麽好隱藏的。如果北京當局真的是認真的，我們甚至可以派一些考察團實地去了解實際的情形。

我的心中這麽盤算，我也知道我們的理由百分之百的合理，而且這麽做也合乎所有西藏人的願望，所以我告訴家兄他可以去。在他見到中共領導人物之後，我們再考慮下一步怎麽走。同時，我也透過中共駐印度的大使館傳話給北京，我提議由達蘭薩拉派出一個代表團，中共應該允許代表團訪問西藏、探訪真實的情況，並且向我回報、我也​​提醒家兄，請他看看這件事是否可行。

不久，從一個完全不同的地區傳來一則令人興奮的消息：我受邀訪問蒙古共和國以及蘇聯的佛教社區。我知道此行可能使北京當局不快，但是另一方面，我覺得身為佛教比丘，尤其我還是達賴喇嘛，我有責任為我的佛教同道做一些事。除了這個之外，我怎能拒絕曾經給我『達賴喇嘛』尊號的蒙古人呢？此外，我還沒有圓我訪問俄國的夢呢！當我還是中共的高級官員時，我就想去蘇聯，但是因為行動限制重重，一直去不成；所以這回我不想失去以西藏難民身分前往蘇聯的機會。因此我欣然地接受了。在進行這件事情的過程中並沒有負面的反應。家兄在三月底回到達蘭薩拉的時候，他說中共已經接受了我派遣考察團前往西藏的提議。這給我非常大的鼓勵，看來中共最後是想要和平解決西藏問題。代表團預定八月的某一天出發。

同時，六月初，我在前往蒙古的途中曾在莫斯科停留。我一到達，就覺得好像回到了熟悉的世界。我馬上就知道這種低氣壓和我在中國時所領教的是一樣的。但是我沒有因此而放棄，因為我明白我所見到的人民基本上都是善良、仁慈----並且是出乎意外的質樸。我對蘇聯的最後一個觀察印像是；一位俄國日報的記者來訪問我的情景。他只是想問些能套我說好話的問題，如果我說了任何不支持蘇聯政府的話或者如果我的回答不是他想要的，他就對我怒目而視。在另一個場合，一位記者問完他事先列好的問題之後，態度變得相當謙恭，並且十分直率的地說：『你認為我現在該問你什麽？ 』

不管我去莫斯科的什麽地方，我都看到在表面的一致下，有這種令我欣賞的民情。這更加堅定我的信念：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沒有人會自覺地找苦受。同時，這種情形也提醒我親自接觸民眾的重要性---我可以親自看到蘇聯人民不是怪獸，他們就和中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一樣。我尤其被俄國東正教教會的熱誠接待所感動。我從莫斯科出發，旅行到布里雅特共和國，在那兒，我花了一天在一所佛教寺廟裡，雖然我無法和任何人直接溝通，但是當他們以藏語念誦祈禱文時，我發現我可以聽得懂；正如全世界天主教徒都用拉丁文。這些和尚們也用藏文書寫。更妙的是，我發現我們可以用眼睛交談得很好。我進入寺廟時，我注意到人群中的許多和尚、在家眾都在哭。西藏人也是一樣容易自然地流淚！我覺得我們是一家人。

位於布里雅特共和國首都烏蘭烏德的寺廟是我在蘇聯境內所見最引人注目的事物之一。這間寺廟興建於一九四五年，當​​時是斯大林權力最大的時候。我沒有看到這所寺是怎麽蓋起來的，但是它幫助我了解宗教是如何深植人心，要想拔除非常困難，甚至是完全不可能。就像我們西藏同胞一樣，布里雅特的人民也因為宗教信仰而遭受到可怕的苦難，而且為期甚長。然而不管我去那裡，我都明顯地發覺：只要有一點點的機會，他們的宗教生活就會滋長。

這件事使我更加深信在共黨統治地區尚殘存的佛法與馬克思主義之間一定要展開對話，就像所有宗教與任何形式的唯物意識之間必須對話一樣。這兩種生命取向是如此明顯地互補。令人惋惜的是人們往往認為這兩者是對立的。如果唯物主義和科技真的是一切問題的答案，那麽最先進的工業社會現在應該是充滿了微笑的臉孔。但事實並非如此。同樣，如果人們只應該關心精神事務，那麽人們應該是快樂地遵照他們的宗教信仰過日子。但是這樣一來，就沒有所謂的進步了。物質發展和心靈發展都是必要的。人類不能停滯，因為停滯是一種死亡。

我從烏蘭德搭機前往蒙古共和國首都烏蘭巴托。在烏蘭巴託有一群和尚給我​​熱情的歡迎。然而我所受到的這些快樂和自動自發的行為，顯然並不為當局所允許。第一天，人們從四面八方擁來，想要摸摸我；但是第二天早上，我發現每個人的行為舉止都像塑像，我注意到他們眼裡含著淚水。當我造訪達賴十三世本世紀初居停過的房子時，沒有人靠近我。稍後，有個人真的設法公然反抗官方的規定。我離開一間博物館時，我在大門口和一位男士握手，我覺得手掌中有樣非常奇怪的東西。低頭一看，原來他正在把一串念珠塞入我的手中，請我加持。這時，我的心中悲憂交集。

就是在這間博物館裡，我偶然看到一幅畫，畫中有位和尚打開一張大嘴，一些游牧人正和他們的牛群一起走進和尚的大嘴裡。這幅畫明擺著就是反宗教的宣傳。我走向前要看得更清楚些，但是我的導遊有些神經過敏地試著把我從這副令人發窘的共黨宣傳前引開。因此，我說不需要對我隱藏什麽。在這副畫裡也說了一些真相。像這樣的事實不應該遮掩退避。每一種宗教都會傷害、利用人們，就像這副畫所暗示的一樣。然而這並不是宗教本身的過錯，而是修持這種宗教的人的過錯。

另一件更好笑的事情是有關於一件陳列品---時輪金剛壇城的模型 ①。我注意到有些地方擺得不對，因此一位年輕的女館員開始對我講解壇城的意義時，我說：『我是這方面的專家，讓我來為你講解吧！ 』並且指出壇城不正確的地方。我發現這樣做令我相當快意。

我開始了解蒙古人後，我才知道蒙古與西藏之間的連結是多麽的強。打從一開始，蒙古的宗教就和我們一樣。誠如我在前面提過，過去有許多蒙古的大學者訪問過西藏，他們對西藏的文化、宗教卓有貢獻。西藏人也用了許多由蒙古學者所寫的佛法教本。此外，我們也有一些共同的習俗，例如贈送哈達（有一點不同的是。西藏的哈達是白色，蒙古的哈達是淡藍色或石板灰色）。順著這些線索，我想到，就歷史上來說，蒙古和西藏的關係，就像西藏和印度的關係。因為我心中這麽想，所以我安排了雙方個別社區的學生交換事宜。希望籍此恢復兩國之間的歷史連結。②

我要離開時，對蘇俄和蒙古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有些是我所看到的物質進步。尤其是蒙古，在工業、農業、畜牧等領域都有可觀的進步。一九八七年我再度訪問蘇俄時，很高興地發現氣氛已經戲劇化地變得更好了。這明確地證明政治的自由直接與人民對他們自己的感覺有關。現在他們能表達真正的感情，顯然覺得更幸福了。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日由西藏流亡政府的五名成員所組成的代表團離開新德里前往西藏和北京。我很謹慎地挑選出這些人為代表。因為人選一定要盡量客觀。我選擇的人選不僅要了解中共未入侵前的西藏，也要熟悉現代世界。我也保證代表團的成員中要有三個省分的代表。

我的哥哥羅桑桑天是代表之一。他很早以前就還俗了，我們家裡就只剩我一個人在僧團。他當時是以非常摩登的衣著、外貌前往西藏。他留一頭長頭髮、嘴邊是濃密下垂的須，衣著也非常的輕便。我有點擔心那些留在西藏，應該還記得他的人會認不出他來。

在十年之後的今天，我還是不知道北京當局想讓代表團對『新』西藏留下什麽印象。但是我想他們深信代表團會看到整個祖國如此的自足和繁榮，代表們會明白再流亡下去是沒有用的。事實上，為了防止代表團遭受當地右傾思想者的實質攻擊，中共當局還教喻西藏人對代表團要有禮帽。我也懷疑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的存在對逐漸在乎世界輿情的中共來說是一大困擾。因此，任何能誘惑我們能回去的方法，他們都會試試。

好在他們是如此自信。因為第一支代表團到北京後，中共當局接受我的建議，同意繼這個代表團之後，應該允許三個以上的代表團來訪。

我的五位代表在北京停留兩個星期，與中共會談併計劃考察路線----要花四個月以上的時間考察西藏全境。然而一等他們抵達安多，事情開始變得不像中共原先的打算。不管代表團走到那裡，都被無數民眾包圍，尤其是年輕人，他們都要求加持，並且詢問有關我的消息。中共大為震驚，他們心慌意亂地通報拉薩中共當局警戎，以便應付代表團到達時的狀況。回電是這麽說：『多虧首邑高度的政治教育水平，所以不可能發生什麽難堪的事。 』

然而，行程裡的每一步，流亡政府的五位代表都受到令人欣喜的歡迎。他們到達拉薩時，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他們帶回來的照片顯示街上擠滿了千千萬萬的善男信女他們都公然違抗中共禁止外出的警告。在城裡時，有一位代表偶然間聽到一位中共高級幹部對同僚說：『過去廿年的努力就在今天泡湯了。 』

雖然這種情況常常是威權統治下在上位者與人民之間的鴻溝，但是看來中共的確是做了一個完全離譜的錯誤估計。雖然中共防止類似事情發生的情治血統非常有效；但是他們的評估卻全然錯誤。更令我訝異的是，雖然出了這些紕漏，中共仍然繼續保留這種系統。所以次年共黨總書記、鄧小平的繼承人胡耀邦訪問西藏時，就被帶去看一個樣板村，當然全然遭到誤導。同樣地，一九八八年時，我聽說有位中共重要領袖訪問拉薩，直接詢問一位老婦人對西藏現況感覺如何。她當然是信心十足地複誦黨的路線，而這位中共領導人也真的相信她的感覺就是這樣。儼然中共當局真心想要愚弄他們。但是只要還有些敏感的人一定能了解：在嚴刑峻法下，誰還會唱反調呢？

還好胡耀邦沒有完全受騙。他公然對西藏人的生活條件表示震驚。他甚至問道：『是不是中共這些年來對西藏所花的錢都丟進雅魯藏布江了？ 』他接著承諾要撤回百分之八十五的西藏中共幹部.

但是胡耀邦所提出的這些措施，後來都沒下文了。胡耀邦掌權沒多久就被迫辭去共黨總書記的職務。我非常感激他，因為他有極大的勇氣，公開承認中共在西藏所犯的錯誤。這樣的事實明白顯示，中共的領導人物，並非個個都支持中共政府在外域的鎮壓措施。但是如果胡耀邦的供認對西藏事務並沒有持續的影響，那麽代表團十二月底回到達蘭薩拉之後所作的報告，大部分肯定是有影響。

一九七九年十月，歷經兩次長期旅行之後，我回到家裡。在旅程中我到過蘇俄、蒙古、希臘、瑞士，最後是美國。

五人代表團攜回一大堆底片、許多小時的談話錄音，還有足夠的一段情報，這些資料需要耗費幾個月來對照、過濾、分析。他們也帶回七千封以上的信，這些信是西藏人民托代表團轉交給他們流亡在外的親人---這是廿多年來第一次有信件流出西藏。

不幸地，他們對新西藏的印象非常不好。不管他們到那裡都被淚水盈眶的西藏人包圍，他們也看到充足的證據顯示中共當局以殘忍而有系統的方式企圖摧毀西藏的古老文化。此外他們也見證到無以計數的飢荒歲月，許許多多人餓死、遭到公開處決，諸如此類對人權形成顯著而可怕的侵犯。最輕微的則是誘拐兒童，有些小孩被驅迫為奴工，有的則送往中國受『教育』；以及監禁無辜的公民，無數僧尼死於集中營裡。許多照片生動地說明這真是個可怕的末世景象：寺院、尼庵只剩下斷垣殘壁，或是變成了穀倉、工廠、牛欄。

然而，在這些資料面前，中共當局清楚地表示他們不想听任何批評----不管是代表團說的或是流亡社區的其他西藏人所說的。他們說，只要我們還流亡在外，我們就沒有權利批判西藏內部的事務。當羅桑桑天把這些話告訴我時，我想起來一件發生在五○年代的事情。有位共產黨員問一位西藏官員說：『你對中國統治西藏的看法如何？ 』『首先你得讓我離開西藏，』這位西藏人回答：『然後我才告訴你。 』

然而代表團倒是真的帶回一些有用的消息。例如，他們在北京時，見到一些被培養成共黨幹部的年輕學生，這些年輕學生並沒有盲信馬克思主義和親中國的政策，他們完全同意西藏自由的目標。我們從許多例證來看看當西藏人民公然違抗中共當局來表達對達賴的敬愛，人民的心靈絕對沒有被中共壓碎。事實上，看來這些悲慘的經歷反而更增強了他們的決心。

另一樁正面的事情是第一支代表團在北京見到了班禪喇嘛。中共曾經非常殘酷地對待他，班禪喇嘛也讓代表團看到在那場折磨中身體所留下的永久性傷痕。他說在我流亡出走後，人民解放軍並沒有動他在扎什倫布的本廟。但是在他開始批判我們的新主人之後，軍隊就開進來了。一九六二年期間，中共通知他，他將取代我而成為預備委員會的主席。班禪喇嘛不但拒絕了，還寫了長達七萬字的『萬言書』給毛主席。之後他就被剝奪了官銜（毛曾經無恥地向他保證，中共會注意他的觀察）。一群年長的看守和尚在回扎什倫布的路上，被中共發現而拘禁起來，中共控告他從事犯罪活動，並且在日喀則人民的面前公開謾罵他們。

一九六四年年初，中共恢復班禪喇嘛的名譽。在默朗木慶典期間他應邀對拉薩人民演講，當時默朗木節是恢復了，不過只有一天。他同意發表演說。然而，令中共當局大吃一驚的是，他竟然對群眾說達賴喇嘛才是西藏人民真正的領袖。演講結束時，他激動地高呼：『達賴喇嘛萬歲！ 』他當場即遭拘禁，連續七天的秘密審訊後，他消失了。許多人害怕他也會被中共殺害。但是現在證實起初他被軟禁，最後則關在中國最大的公安監獄2。在監獄裡，他受到密集的刑罰和政治再教育。在獄中的狀況是如此的嚴酷，他不止一次試圖自殺。

現在班禪喇嘛還健在，而且比以前好一些。但是代表團看到西藏的狀況是如此惡化。西藏的經濟制度確實已經轉變了。雖然現在有更多的東西，但是這些對西藏人一點好處也沒有。所有的商品都掌握在中國占領者的手裡。例如，以前沒工廠，現在有一些，但是工廠製造出來的東西都送去中國。工廠本身唯利是圖，結果當然是破壞了生態環境。水力發電站也造成了同樣的傷害。在每個城鎮的中國區都燈火通明，但是即使在拉薩，藏人居住的地區十五瓦到二十瓦的燈光是你所能看到最亮的燈光。但是電燈常常不亮，尤其是在冬天，此時為了配合拉薩其他地方較以往更大的用電量，供電來源因而有所改變。

至於農業方面，中共堅持要把冬小麥種在原來種青稞的田裡。中國人吃小麥而不吃青稞。結果，因為中共的新式密集種植法帶來穀物大豐收---接著是連年飢荒。這些改變造成了西藏微薄、脆弱的肥沃表土迅速地遭到侵蝕，結果留下的是綿延數里的沙漠。

其他的土地資源，例如森林，也同樣遭到濫伐。一九五五年以來，據估計已經砍伐近五千萬棵樹，數以百萬英畝計的土地在清理之後都用來種蔬菜。畜牧方面的確是戲劇性的進步了：在某些地方，在同樣大小的牧地上，現在養的牧口數目是以前的十倍。但是在其他地方，過度開發的環境則無法再承受任​​何形式的放牧。結果，把整個生態賠進去了。以前曾經遍地長滿了鹿、野驢、野犁牛吃的青草地現在都消失了。以前西藏常見的大群野驢、天鵝已經看不到了。

關於保健方面，的確是增加了數目可觀的醫院，就像中共所說的一樣。但是醫院卻公然偏袒移民的漢人。中國人需要輸血時，就從西藏的志願者那兒取來鮮血。

現在西藏的學校數目的確也比以前多。但教育計劃卻被濫用來圖利中國人。例如，代表團聽了一些故事：為了從中央政府那兒取得經費，中共的地方當局聲稱他們會為西藏人改進設備，但是卻把經費挪用在加惠他們自己的小孩。至於中共提供給西藏人的教育，大部分是在中國本土進行。中共曾經誇口要在『十五年內』根除西藏語言。事實上，許多學校只是孩童的勞工營。真正得到適當教育的人只有一千五百人左右，大部分是聰明、有前途的小孩，他們都被送到中國受教育，因為這樣有利於『統一』。

代表團也發現西藏內的交通已經戲劇性的轉變了。西藏境內的公路四通八達，幾乎連通每個移民區。境內也有成千的車輛，主要是重型卡車---但都是屬於中共政府。然而如果沒有許可，西藏人不能行動遷移。最近法令是有些放鬆了，但是只有非常少數人才有能力利用這些。

同樣地，雖然消費物品真的可以買得到，但是只有極少數西藏人買得起，大多數人還是處於悲慘、可憐的貧窮狀態。代表團聽說直到最近口糧配給的數量仍然很少，三十天的配額只能維持二十天。口糧吃完了，就只好吃樹葉、青草。例如，一個月份的奶油配額只夠在以前喝一次奶茶，少到只夠騙騙嘴唇。代表團不管到那裡都看到當地人民營養不良、發育不好，同時衣衫襤褸。更不用提繽紛的飾物和珠寶----耳環等等---在以前即使是一般平民也會有一些。

在這種異常的艱困處境中，人民還要負擔難以置信的稅負，當然這些費用不叫做『稅』：而是『租』或是類似的東西。即使是游牧人家也得被迫付錢才能過不穩定的生活。總而言之，中共在西藏的經濟計劃是一種折磨。

代表團還發現中共無情地壓抑西藏文化。例如，中共準唱的都是中國調子、歌頌政治的歌曲。宗教被查禁。成千的寺​​院、尼庵都遭褻瀆。他們聽說中共從五○年代末期起就有計劃地進行這項工作。首先每棟建築物都派工作人員訪查，他們開列物品清單。隨後是一隊工作人員把所有值錢的東西裝上卡車，直接運到中國。到了中國後，這些戰利品有的被熔成金塊、銀塊，有的被賣到國際藝品市場，換取外匯。接著是更多的工人進來把所有能用的東西，像屋瓦、樑木都拿走。最後所有當地的人民都被迫表態、鄙視舊社會和腐化的和尚們。幾個星期內，整間廟就只剩下一堆廢墟。

這些寺廟的內部陳設代表了西藏可處理的實質財富。幾百年來，寺廟聚積了各家族好多代的捐獻，善男信女們一向是把最好的東西捐給廟裡。現在這些淨財全部都消失在中國貪得無饜的肚子裡。

做了這些，中共還不滿意；中共當局也決定控制西藏的人口。中共在西藏強制推行一對夫妻只能生二個小孩的政策（中共說這種節育計劃不僅限於中國境內）。那些超過配額懷孕的人​​都被強制送進醫療單位，這些地方的設備簡陋，就像江孜的屠宰----懷孕的婦女就在這種地方沒有先行消毒就打胎。確實有許多婦女被強制避孕，最近離開西藏來到印度的婦女，身上就都安裝了銅製的子宮環。

當人民奮起反抗時----一九五九年之後發生過許多次----整個村落被夷為平地，村民全被殺光，數以萬計的人被中共監禁起來。他們被關在生活條件最差的監獄，白天強迫勞動，晚上還得開檢討會直到夜深，中共只給他們微量的口糧。我曾經提過一些被中共監禁過的人。其中一位是天津秋爪，五0年代末期時他是我個人的初級醫師。第一支考察代表團到北京時，我就要求他們請中共釋放天津秋爪，並且允許他來印度。

起初沒有回音，但是一年之後，他終於獲得自由了，一九八0年年底，他來到達蘭薩拉。他告訴我一些幾乎令人不敢相信的殘暴、墮落的故事。在二十多年的監禁中，他好多次都餓得快死了。他告訴我，我和同伴餓得吃衣服充飢。還有一位同伴，當時他和這位同伴住在醫院裡，餓得慘到當地看到同伴解出的乾瘦大便中有一條蟲時，他把它洗乾淨，然後吃下去。

我並不是無緣無故的重複這種事情。我是以佛教徒的身分來記述，我並不想激怒中國的兄弟姊妹，我只是在教育民眾而已。無疑的，許多善良的中國人並不知道西藏的真相。我不是出自怨毒而來敘說這些冷酷的事實。相反的，這些事情已經發生了，除了向前看之外，別無他法。

從第一支代表團訪查回來，至今已逾十年，代表團的發現也被其他許多消息來源肯定。 『其他消息來源』包括隨後派出的西藏代表團和外國記者、旅客以及一些有同情心的中國人。不幸地，在這段期間，雖然有一些物質進步，但是西藏的情況在許多方面甚至變得更糟。

我們現在知道中共派駐西藏的軍隊多達三十萬人，這三十萬人中有許多是沿著中印未定界駐防。更過分的是，中共把三分之一以上的核子武器部署在西藏的土地上。因為西藏是世上蘊藏鈾礦最豐富的地區之一，中共似乎是想籍著挖掘鈾礦使西藏大部分地區遭受放射性污染的危險。在東北方省份的安多---我的出生地，當地有一個眾人周知的最大型古拉格----大到什麽地步呢？有人估計它足夠拘禁一千萬人。

中共大規模移民的結果，使得西藏境內的中國人現在已經超過了西藏人。我的西藏男女同胞今天正處於極危險的情況，在他們自己的家鄉，他們只是旅客觀光的對象而已。

　
譯註：
① 如果告訴讀者時輪壇城有幾個同心圓、內城有：門、外城有：門、有幾個同心正方形，壇城有多少眷屬……等，讀者不知道這是否不恰當。

② 就是秦城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