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羅桑扎西和魯康瓦去職後翌年，中共建議我們派一些官員去參觀祖國的優越生活。我們立刻派員組團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好幾個月之後，他們返回拉薩，提出一分充滿讚揚、​​羨慕和謊話的報告，我當下洞悉這份報告是在中共監督下炮製出來的。現在我已經習慣了，在新主子麵前是不可能說實話的。我也學會在不同的場合以不同的扮相，來和中共打交道。

不久之後，一九五四年年初，中共邀請我前往中國。這似乎是個好主意，我不僅可以親自見到毛主席，也可以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是很少人喜歡這個主意。因為他們怕我一去難復返，被中共軟禁在北京；有些人甚至以為我會有生命危險，所以極力勸我千萬不要去。我並不害怕自己會發生意外，因此決心不管他人的的意見；我從來沒有這麽堅定過。

最後我和一群隨員：包括我的家族、兩位親教師、兩位稱廈（其中一位是替補剛升上初級親教師的崔簡仁波切）、噶廈以及許多其他官員一起出發。一行人約五百人。我們在較盛夏的早上出發，奇處河畔有樂隊、官員為我們餞別。上萬的民眾舉幡焚香祝我旅途平安、快樂返鄉。
 
那時候，奇處河上還沒有橋樑，我們坐獸皮小舟渡河，小舟由隔岸的南嘉寺僧侶所引導。當我坐上為我特別準備的小船---這條小船是由二條獸皮舟並在一起組合成的，轉身向我的人民揮別，我看到他們都好激動。許多人在哭，看起來好像快要投水似的，他們認為這是最後一次看到我。我覺得既難過又興奮，就像我四年前離開拉薩去錯模一樣。但看到我的子民心情如此狂亂，我的心碎了。同時，對一個十九歲的年輕人來說，前頭的新奇世界卻是非常令人興奮的。

從拉薩到北京的直線距離是二千英里。在一九五四年，兩國之間仍然沒有公路連同。中共開始強迫藏人當勞工修築『昆海公路』。第一段工程已經完成了，所以我們可以坐達賴十三世的道奇汽車走捷徑。這輛道奇汽車也被載 運渡過奇處河。
 
我的第一站就是甘丹寺，距離拉薩三十五英里遠，我在甘丹寺停留了好幾天。這是另一種感人的經驗。甘丹寺在西藏大寺廟中排名第三。當我離寺繼續前行時，我注意到有件奇怪的事情。有一尊西藏水牛頭護法神的塑像明顯地動過了，當我第一次看到時，是朝下看，臉色溫順。現在面朝東方，露出兇猛的表情。同樣地，我聽說在我逃亡的時候，甘丹寺一間佛殿的牆壁流出血來。
 
我坐車繼續前行。沒多久我就不得不下車，改騎騾子。因為空波地（Kong Po）的路基被大雨衝失了，許多橋也斷了。一走快就會非常危險。滾滾山洪不斷夾帶融雪，沿途常有山崩、山岩、大石頭常常掉到我們周圍。現在是夏末了，所以常有暴雨，路上有一段地方泥深及膝。我實在很不忍心看到團中年長的人吃力地想跟上隊伍。

情況是這麽惡劣。我們的西藏嚮導想要說服隨行護送的中共官員不走公路，改走對方認為不方便的山間古道。但是中國人堅持說，如果我們走那種路，那麽路上就沒有提供休憩的設備了。所以我們只好繼續。一路上死了三個人，都是共軍，隻死了三個人，這實在是僥倖。他們沿著路旁站成一排，保護我們免受雪崩之災，自己卻不慎摔下山谷而死。也有一些騾子墜崖摔傷了。

一天傍晚，張經武將軍來到我的帳篷，向我報告明天的路況會更壞，我們得下騾步行；他會親自挽著手，全程護送我走完這一段​​路。當他說這些話時，我不覺得張將軍不但會管我的兩位總理，他還可以威嚇大自然。

第二天，張將軍一整天伴隨著我。他比我老很多，而且不適合擔任這種工作，跟他在一起實在很累。我也擔心如果張將軍的大限到了，那些不斷從上面掉下來的石頭分不清誰是誰。

在整個行程中，每一次我們都是在插著紅旗的人民解放軍的哨站休息。中共的士兵會前來提供我們茶水。有一次我渴極了，不等找到我自己專用的杯子，就接過茶水喝下去。口渴稍減之後我才發現杯子真臟，杯緣有食物碎渣和口水痕跡，真噁心！我想到小時候是怎樣被特別呵護，但是現在！以後每當想到這件事，我都忍不住笑出來。

二個星期後我們到達一個叫德模的小鎮，當晚我們就在河旁紮營。晚風輕拂著長滿黃色金鳳花、淡紫粉紅櫻草的河岸，此情此景令我心醉。十天後我們到達波玉地區，從這裡開始，公路可以通車，我們就改坐吉普車和卡車。這實在是一大解脫，因為我們已經開始對騎騾旅行感到十分苦惱了，而苦惱的不只是我一個人，我永遠忘不了一位官員騎騾的樣子，他背痛，所以斜坐在鞍上；就是這樣，他設法讓背的一邊休息，然後再換另一邊。

在距離拉薩這麽遠的地方，中國人對這裡的控制要更嚴密有力了。他們已經蓋了許多兵營和官員宿舍。每一個城鎮、村落都有播音器，播放中國軍樂、勸告人民為了祖國的榮耀勞動，努力地勞動。

很快，我們到達西康首邑昌都，那兒有一個盛大的接待等著我們。因為中共直接管理這裡，整個接待過程有一種非常古怪的意味。軍樂隊吹奏頌揚毛主席以及革命的歌，西藏人站在路邊搖著紅旗。我從昌都坐吉普車到成都——這是中共領土的第一個城鎮，在路上，我們翻越一座叫『打箭爐』的小山（ Dhar Tse dho），這座山是中藏的歷史邊界。當我們開向山下另一邊平原時，我提醒我自己：這片平原是多麽不同，中國人會不會也像這片平原一般和我們西藏迥然有異？

我並沒有看到多少成都的實況，因為我一到就發燒了，我在床上躺了好幾天。等身體恢復得差不多時，中共把我和最資深的幾位隨員送到新岡和班禪喇嘛會合，班禪喇嘛早在幾個月前就從日喀則出發了。我們一起飛往西安。

我們所搭乘的飛機非常老舊。我甚至可以分辨出它曾經有過風光的歲月。飛機裡面，沒有彈簧的鐵座位令人非常不舒服。但是我很興奮，因為可以從空中鳥瞰明顯的缺點，我一點也不害怕。然而從那時候開始，我就對飛行持更小心的態度。今天我不僅不太喜歡而且相當怕坐飛機。我比較喜歡念祈禱文，不喜歡和別人交談。

到了西安，我們改坐火車前往北京。這是另一種奇妙的經驗，我和班禪喇嘛所坐的專車上，設備從睡鋪、浴室到餐車應有盡有。但是隨著愈來愈接近北京，我慢慢沒心情了。我們終於到達北京火車站，我覺得非常緊張，尤其看到許多年輕人在歡迎我們時，我更緊張了，但是不久我知道他們的笑容、歡呼都是假的，他們是奉命行事，我的心又向下沈了。

我們走出車站時，周恩來總理、朱德副主席在那兒歡迎我們。他們看來都相當友善。跟他們一起來的還有一位中年的西藏人，在拉薩時，我曾看到他和譚冠三將軍在一起。握手寒喧之後，這個名叫撲措汪結的人陪我去看暫寓的住所；這間房子原本屬於日本外交團，是平房建築，附有一個花園，他在這兒向我說明以後幾天的行程。

我們自然地成了好朋友。他在許多年前加入成為共產黨員。他還在拉薩一所由中國代表團辦理的學校任教時，就是中共的代理人。一九四九年代表團人遭驅逐、業務結束時，他和他的藏裔回教徒妻子，也同時離境。他本人是西康人，小時候曾上過家鄉巴塘的基督教教會學校，在學校裡他學了一些英語。我們熟識以前，他早就已經精通中文了；在毛主席和我談話時，他是位令人稱賞的翻譯。樸錯汪結變成一位非常能幹的人，寧靜而有智慧，他也是一位好的思想家。同時也非常誠懇、誠實，我很高興能有他作伴。

顯然他被任命為我的翻譯， 覺得非常快樂，因為這個工作使他有機會接近他崇拜的毛主席。而他對我的感情也同樣強烈。有一次我們談到西藏，他說他對未來充滿樂觀，因為他認為我的心胸很開放。他告訴我，許多年前，他曾經是在諾布林卡宮前面圍觀的民眾之一，他看到一個小男孩坐在法座上。 『現在你已經不再是個小孩子了。你和我就在北京。 』這種想法使他激動地當眾哭了出來。幾分鐘後，他繼續說，現在是以真正的共產黨員身分說話。他告訴我，達賴喇嘛不應該依賴星象學來統治國家。他也說用宗教來作人生命的基礎，並不可靠。因為他確實是誠懇的對我說，所以我小心地聆聽。當他談到他所謂的『迷信的儀式』時，我向他解釋說，佛陀強調在接受某事為對或錯之前，要先徹底的查證。我也告訴他，我相信宗教是基本的，尤其對那些從事政治的人。在我們談話結束時，我覺得我們彼此都有高度的尊重。我們彼此間的觀點的差異只是個人的態度問題，所以沒有發生衝突的基礎。最後分析起來，我們兩人是以西藏人的觀點在深思我們國家的未來。

我們來到北京後一兩天，中共邀請我們西藏全體團參加一個宴會。那天下午，我們忙著作傍晚活動的服裝預演。我們的主人似乎非常講究排場（稍後我發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員都是這樣），負責聯絡的官員為了這件事已經把自己弄得焦慮狂亂。他們害怕我們規搞砸這件事，使他們出乖露醜，所以他們嚴格、詳細地規定我們做什麽， 甚至還告訴我們該走幾步、走多少步再朝左或右轉。這就像是在閱兵。我們的出場次序也有特殊規定。我走第一個，接著是班禪喇嘛，然後是我的兩位親教師、噶倫們（他們是噶廈的四位成員）依資深別出場，然後才是代表團的其他成員依照官階順序出場。我們每個人都帶著一份禮物，這些禮物都和我們的身分地位相配。雖然西藏的貴族也是以愛好繁文縟節而聞名，但是這整個過程似乎非常複雜。我們主人的驚惶具有傳染性，很快的我們就全身跟著發抖，除了林仁波切。他不喜歡所有的形式禮節，一副置身事外的樣子。

隔天，就我記憶所及，我第一次見到毛主席。這次見面是在一場公開的會議上，就像前次參加宴會一樣，我們依地位高低順序入場。我們進入大廳時，我注意的第一件事就是一排反光燈已經為一大群官方攝影記者準備好。在燈光下面站著的是毛本人。毛主席看起來非常寧靜、放鬆，他的氣並不像是一個特別聰明的人，然而，我們握手時，我覺得好像身在一股強烈的磁力中。他非常友善、自然的過來，不拘泥於形式禮節。我先前的憂慮似乎不復存在。

總的算來，我至少見過毛澤東十二次，大部分是在大型集會中，少數幾次是我和毛主席私下會晤，除了翻譯撲錯汪結外，旁邊沒別的人。不管在什麽場合，宴會或會議也好他總是要我坐在他旁邊，有一天他甚至為我挾菜。後來我聽說毛澤東為肺結核所苦時，心裡不禁有些發毛。

毛澤東是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人，他的身體很特別，雖然膚色很黑，卻油光油光油亮，好像抹了某種油膏一般。他的手也有不尋常的光澤、手很漂亮，手指完美圓潤，拇指優雅細緻。

我也注意到他呼吸不順暢，常喘息，使得他的談話有種特殊效果。他說話通常緩慢清晰，句法簡短。他的動作也很慢。如果他想把頭從左邊轉向右邊，需要花好幾秒，這使他看起來威嚴而有自信。
 
他的衣著和儀態成強烈對比：衣服看起來已完全磨損。襯衫袖口脫線、外表破舊；除了顏色有些土褐色外，毛澤東的衣著和所有人的一樣。他盛裝時，唯一看得出來保養良好的，只有鞋子，永遠擦得亮亮的。但是他不需要豪華的衣服。雖然衣著邋遢，毛澤東卻有一種非常誠懇、威嚴的神情。他只要站在那兒，就能使人肅然起敬。我也覺得他是完全真實，並且非常富有決斷力。

在北京的前幾個禮拜，我們西藏人交談的主要話題，自然是如何將我們的需要和中共的要求協調到最好的地步。我本人則在噶廈和中共領導人之間幹旋。幾次預備會議都進行的相當不錯。我第一次與毛澤東私下會談內容，給予我更多的推動力。在那次會談中，他告訴我，他已經有個結論了，即現在實行十七點協議的所有條款是太早了。特別是其中的一條，他覺得目前還是不管的好。這一條是關於在西藏設立一個軍事代表團，以人民解放軍牢牢控制整個西藏。他說：『我看還是設立西藏自治區預備委員會比較好。這個組織還要視西藏人民意願所主張的改革步調而定。 』他非常堅持十七點協議的實行時間，要看我們認為需要多慢就多慢。我把這個新消息回報給噶廈時，他們都大大地鬆了一口氣。現在形勢看起來就好像我們直接和這片土地的最高人物交涉，我們可能達成一個行得通的折衷妥協。

在稍後的一次私下會晤，毛表示我能到北京，他很高興。他繼續說中國到西藏的整個目的是要幫助西藏人。 『西藏是個偉大的國家。 』他說：『你們有輝煌的歷史。很早以前你們甚至曾經征服中國許多土地，但是現在你們落後了，所以我們要幫助你們。在二十年之內你們就會領先我們，到時候就輪到你們來幫助我們。 』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但是他說得那麽確定，不像是門面話。

我開始非常熱衷於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配合的可能性；我愈讀馬克思主義，就愈喜歡。這是一種建立在對每一個人平等、 公正基礎上的系統，它是世上一切病態的萬靈丹，就理論上來說，它唯一的缺點是以純然務化的觀點來看人類的生存。這種觀點我無法同意。我也關心中共在追求他們的理想時所用的手段。我覺得非常僵化。雖然如此，我還是表達了入黨的意願。我確信，迄至目前仍然確信，有可能綜合佛法和純粹的馬克思主義真的可以證明那是一種有效的施政方式。

同時我開始學習中文，在我新的中國安全官的建議下，我也作一些運動；這位安全官是個快活的人，他是韓戰的老兵。每天早上都來監督我。然而他一點也不習慣早起，他也不了解為什麽我要在五點以前就爬起來作早課。他常常蓬頭亂發，沒有梳洗就來了。這種鍛煉似乎有些效果，我的胸部在還沒有練拳以前，還相當的排骨、窄小，現在已經寬多了。

總而言之，我在北京待了大約十週。大部分的時間是參加政治性的會見和會議。更別提那些數不清的宴會。總體而言，在這些盛大的筵席，菜都相當好，雖然想到百年老蛋（皮蛋）我就發抖，大家認為皮蛋很好吃，味道非常強烈，令人留戀，所以吃的時候，你沒辦法分清究竟你是在用嘴嘗呢，還是這只是味道而已：皮蛋完全控制住你的感官。我曾注意過有些歐洲乾酪也有同樣的效果。我們的主人認為這些宴會很重要，他們似乎以為只要人們一起坐在飯桌旁，就能夠發展出真正的友誼。當然，這是錯誤的想法！

差不多這個時候，共產黨第一次大會開幕了，我被推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代會副委員長。這只是個帶來某些特權的榮銜，並沒有什麽政治上的實權（人代會先討論政策，再提交政治局，政治局才握有實權）。

參加人代會的政治性會見和會議所得的經驗，比起參加宴會有用得多了，雖然這些會議長得不得了。有時候台上的演講人一講就是五、六個小時，甚至長達七個小時，實在相當煩人。碰到這種情形，我就喝喝熱水打發時間，等著結束。然而，有毛澤東在場的會議就不同了。他能吸引聽眾。他是最好的演講人，他演講時，會詢問聽眾的意見。他永遠試著說出人們對每一件事的最深感覺，他也樂於接受人們所提出的任何意見。他甚至在一些場合裡公開批判他自己，有一次，當他得不到他所想要的成效時，他提出了一封從他家鄉寄來的信，這封信抱怨中共地方黨官的所作所為。總而言之，這些令人印象深刻，但是隨著時間過去，我開始了解大部分的會議極為虛假。人們害怕說出心裡的話，尤其是那些非共產黨人士；這些非共產黨人士永遠是拼命地取悅那些黨員，對他們禮貌有加。
 
漸漸地，我明白中國的政治生活充滿了矛盾，雖然我還不能確定原因是什麽。每次我見到毛澤東，他總是鼓勵我。我記得有一次他沒有事先通知我就來到我住處。他想和我私底下談一些事情，我忘了談話的確切內容，但是談話過程中，他讓我大吃一驚：他竟然說了贊同佛陀的話。他讚揚佛陀反種姓制度、反腐化、反剝削。他也提到度母這是一尊有名的女佛。突然之間，他似乎相當支持宗教。

在另一個場合中，我坐在一張長條桌的一邊，面對著這位偉大的舵手，在桌子的兩端各坐著一位將軍。他指著這兩位將軍對我說，他派這兩位將軍到西藏。然後他嚴厲地看著我說：『我派這些人去西藏為你工作。如果他們不聽你的話，就讓我知道，我會把他們叫回來。 』雖然得到這些好印象，但是同時我自己也看到大多數的官員都是以偏執狂在作日常的工作。他們永遠是戰戰兢兢地工作，生怕丟掉性命。

除了會見毛澤東外，我也常見到周恩來和劉少奇。劉少奇的話不多、很少笑。總之，他非常固執。有一次我出席劉少奇與緬甸總理宇努之間的會談。在正式會談前，出席的每個人都簡報他們所關切的主題。我的主題是宗教：如果這位緬甸領袖想談談宗教，我就和他交談。這似乎不搭調，事實上，這和宇努心裡所想談的截然不同。宇努想詢問劉少奇，中共支持緬共在緬甸搞暴動的事情。但是當他提到這件事，並且補充說游擊隊正在給他的政府製造麻煩，劉少奇只是看著別的地方拒絕說話。宇努 的問題也就沒有下文了。我嚇到了，但是我安慰自己說，至少劉少奇不說謊或騙人。不過如果是周恩來，在這種時候，無疑地會說一些巧妙的話來應付。

周恩來和劉少奇是兩種不同的人。劉少奇堅定，而且相當莊重；周恩來則是充滿了笑容、魅力和機智。事實上他太有禮貌了，讓人覺得無法信賴。他的眼神很銳利。我記得在一場特別的宴會上，他陪著某些外國貴賓邊走邊談地走向桌子，突然他的客人腳下被小梯子絆到了。周恩來有一隻手殘廢了，但是當那個人跌倒時，他另一隻正常的手臂早就在那兒等著扶住他。他甚至沒有停止說話。

他的舌頭也一樣犀利。宇努訪問北京之後，在一次上千名幹部參加的集會上中，周恩來公然貶損宇努總理。我覺得很奇怪，在公開場合裡，他不是一向對人很有禮貌嗎？

在北京停留期間，有人請我傳法給一些中國佛教徒。傳法時，我的翻譯是一位中國和尚，有人告訴我這位和尚曾留學西藏，跟一位喇嘛學過。我對他印象深刻；他使我感動，他是個非常虔誠、誠懇的修行人（早先，曾有許多中國和尚留學西藏，尤其是學習辯論）。

我所見過的共產黨員中，有些是非常好的人，完全無私地服務他人，而且私底下也很幫我忙。我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其中一位少數民族辦公室的高級官員，他名叫劉格平，他奉派來教我馬克思主義以及中國革命。其實他是回教徒，我常常開他是否吃過豬肉的玩笑。他斷了一根手指頭，我記得他是個快樂的人。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他的太太比他年輕很多，都可以當他的女兒了；她和我的母親、姊姊也成了好朋友。我們離開中國時，他哭得像個孩子似的。

直到十月慶典之後，我才離開北京。那年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五週年。彼時，許多外國貴賓雲集北京。其中兩位是庫虛契夫（ Khrushchev ）和布加林（Bulganin），有人介紹我認識他們。我沒留下什麽印象，他們一點也比不上尼赫魯班智達。我還在北京時，尼赫魯也訪問北京。在某次周恩來作東的宴會上，他是上賓；如同以往，所有客人都依序向前，引介給他認識。還沒有輪到我時，他似乎非常和藹，跟每個到他面前的人都說上幾句話。然而，輪到我時，我和他握手，他卻木然不動，眼睛直視正前方，一句話也不說。我覺得很窘，我說了一些『能見到你，我好高興』以及『雖然西藏是個邊遠國家，但是我曾聽說過許多您的事蹟』之類的話，想打破僵局。最後他終於說話了，不過卻是敷衍了事的態度。


我非常失望，因為我曾想和他談談，詢問印度對西藏的態度。總之這是一次非常奇怪的會見。

稍後在他的要求下，我和印度大使會面，但是這次會面也和上一次我見尼赫魯一樣的失敗。雖然我有一位英語說得很好的官員，但是中共堅持我必須帶中共的譯員同行。這也就是說，印度大使所說的英語必須很辛苦地先譯成中文，再轉譯成藏文。這實在是一次非常不舒服的會談。因為有中國人在場，所以一些我想討論的事情無法說出來了。

下午的最好時光來臨了。侍者斟茶時，碰翻了一盤外國進口的水果，我看這些水果要值不少錢。看到這些杏子、桃子、李子滿地滾著，我那位非常莊重的中國翻譯和他的助手（沒有官員是單獨行動的），手腳著地在地毯上邊爬邊撿。我所能作的就是阻止我自己大笑。

我和蘇俄大使之間的相處，就愉快多了。有一次宴會我就坐在他旁邊。在那些年裡，蘇俄和中共邦交彌篤，所以我們談話就不怕受擾。這位蘇俄大使非常友善，他想要了解我對社會主義的印象。我回答說我看到社會主義的很大的發展空間，他說我應該訪問蘇俄。這聽起來是個好主意，我立即生起赴蘇俄旅行的強烈念頭最好是以代表團中的普通成員身分前往。就是那樣，這個假想的代表團去哪我也去哪，同時不負任何責任，我可以用所有的時間處理自己的事，並且只是看看逛逛。令人難過的是這個想法沒辦法實現。二十幾年後，我才實現了訪問蘇聯的渴望。不用說，現實情況當然是和我曾經天真想像過的，差了十萬八千里。

總體而言，中共當局非常不情願讓我會見外國人，我猜想我一定令他們困窘。中共入侵西藏時，世界上許多國家都責難中共。這是他們憤怒的根源，他們也忙著盡力改善形象，向世人顯示，在歷史上以及大國幫助弱小的道義上，中共佔領西藏是正當的。我不禁注意到，外國訪客在場時，我們的主人完全變得非常謙和、溫順。

有許多到北京的訪客都表示想見我，包括匈牙利的一個舞蹈團，該團所有的成員都想要一張我的照片----我滿足了他們的願望，每人都給一張。同樣，來北京訪問的好幾千位蒙古人都想見我和班禪喇嘛。這件事激怒了中共當局。也許是因為蒙古、西藏兩個國家勾起中共不愉快的回憶：在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完全相反的事。除了西藏曾經在西元八世紀時，自中國榨取貢品外，西元一二七九年忽必烈汗入侵中國成功後，以迄一三六八年之間，曾經真的統治過中國。
 
忽比烈汗入侵中國時，發生了一樁有趣的歷史事件。忽必烈皈依佛教，並且有一位西藏上師。這位喇嘛勸這位蒙古領袖不要為了控制中國人口，而將無數中國人丟入海中。這位西藏喇嘛救了許多中國人的性命。

一九五四年冬天，中共招待我和我的隨員旅遊考察中國大陸的工業奇蹟和物質進步。我的母親和小弟天津秋結也隨行。我非常喜歡這次的旅遊，但是許多西藏官員卻對中共所提供的活動不敢興趣。有一天中共宣布沒有參觀活動時，他們都發出解脫的嘆息聲。尤其是我的母親，她並不喜歡呆在中國。在一次遊覽中，我的母親發燒了，後來竟成了相當嚴重的流行性感冒，使得她更加不快樂。幸運的是，我個人的醫生孩提時代的那位胖大夫，正好跟我們在一起。他非常有學問，也是我母親的好朋友。他適時地開了一些藥，母親就立刻服用。不幸，她誤解了醫生的指示，竟然把兩天份的藥一次吃完。造成強烈的副作用，使得她發燒最嚴重的時候，病勢危殆。好多天她都非常虛弱，我也關心她的病情。一個星期之後她逐漸復元，事實上，她又繼續活了二十五年多。林仁波切也病得很嚴重，但是他可沒有我母親復元得那麽好；直到我們流亡之後，他才完全恢復過來。

比我小十二歲的天津秋吉，他是我們大家快樂和恐怖的永恆來源，包括中國人在內，都非常喜歡他。他花了幾個月就會講一口流利的中國官話，這是一種方便也是一種不方便。他喜歡看大人出窘。如果我的母親或是任何人說了篾視我們主人的言論，我的小弟會毫不遲疑地把話傳出去。所以在他面前，我們 都得小心說話。當人們說話含混或推託的時候，我的小弟也能察覺。但是他卻對我們的初級親教師崔簡仁波切不說他什麽，感到非常高興。我想這主要是因為天津秋吉喜歡從家具上面跳過去，他擔心必須向中國人說明這些東西是怎樣摔壞的。另一方面，林仁波切是他的好玩伴。我個人並不怎麽看重我的小弟。最近他提醒我，有一次我發現他把小池塘所有的鯉魚都撈出來，整齊地擺在池塘旁邊的草地上時，我狠狠地打了他耳光。

雖然許多西藏官員並不像我對中國的特質發展感到興趣，但是我對中共在重工業方面的努力，留下深刻印象。我渴望自己的國家也能如此進步。參觀東北時我尤其被東北的水力發電站所吸引。
 
不需太多的想像力，即能明白水力發電在西藏有無窮的可能性。但是這次旅行最令人回味的卻是那位官員的表情：當時他正帶著我們參觀，我問了一些關於電力的切要問題。這一切都得感謝我曾在拉薩玩過那具老的笛塞爾發電機，我相當能掌握基本原理。我猜想一位穿著僧袍的外國年輕人問一些有關『千瓦特時』（度）、『渦輸大小』的問題似乎非常不搭調。
 
這次旅程中最精彩的一段是我登上一艘舊戰艦，這件事也是發生在東北。我被搞糊塗了。不管它多古老，但是我無法徹底了解任何一樣儀器和標度盤。才一登上這條龐大、灰色的鐵殼船，迎面撲來的特殊油味和海水，就使我受不了。就不好的一面來說，我了解中共當局不想讓我接觸中國的民眾。每一次我想不按照中共的行程，或者即使只是要出去看看一些地方，隨從我的中共官員都會阻止我，他們一直都是以『安全、安全』為理由：我的安全是他們永遠的籍口。然而並不是只有我一個人被中共隔離於一般民眾之外；所有從北京來的官員也是如此。中共禁止他們單獨作任何事 。

然而我的一位稱廈色空仁波切（ Serkon Rinpoche ）就一直都能出去或走動。他從來不聽中共官員對他說的任何話，他只作他認為恰當的事。也許因為他跛腳，又相當不引人注意，所以沒人想去阻止他。他是唯一看到華麗的新人民共和國生活真相的人。我從他那裡學到很多。他勾勒出一幅非常幽暗的景象：人民非常貧窮、恐懼。

然而在我訪問一個工業區時，我和一位旅館侍者作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談話。他告訴我，他曾經看過我離開拉薩的圖片，他也很高興知道西藏人民喜歡我前往中國。當我告訴他事實並非如此時，他吃了一驚。 『但是報紙上這麽說。 』他說。我回答說，報紙必然歪曲了實情因為事實上我大部分的子民都非常擔憂。對這件事，我的朋友覺得驚訝。我則是第一次了解到中共的新聞把事情扭曲到什麽程度：說謊似乎是中共政權的本質。

在遊覽中國的旅程中，我曾越過邊界進入蒙古，色空仁波切陪我到他的出生地，這是一種非常感人的經驗，使我了解到蒙古和西藏的關係是多麽密切。

一九五五年一月底，我們回到北京，時值西藏新年---羅薩節。為了羅薩節的重要性，我決定舉行一場宴會，邀請毛主席和四巨頭里的其他三位---周恩來、朱德、劉少奇。他們都接受邀請。在傍晚的宴會上，毛澤東非常友善。有一次他靠過來，問說你將一小撮糌粑擲上空中是什麽意思，我解釋說這是一種象徵性的供養。於是他用手抓了一些，照樣地作。然後他臉上露出惡作劇的神情，拿起另外一些，把它們丟在地板上。

這種稍帶諷刺的小動作破壞了這個應該是值得紀念的傍晚，原本這次聚會似乎是出現了兩國之間真正博愛的預兆---當然中共是這麽描述這件事。為了達到目的，中共當局召集了一大批攝影記者，把這一幕景象記錄下來，傳諸後世。一兩天後，有些照片就附了熱情報導刊載在報紙上，報導中強調聚會的談話內容。這些圖片一定也刊載在西藏的報刊上。因為返回拉薩之後，我在中共經營的一家當地報紙上看到其中的一張圖片。圖片中毛主席和我坐在一起，我的頭朝向他，我的手在作一些不明確的動作。這家西藏地方報紙的編輯自己決定了圖片的意義，插圖的說明是：達賴喇嘛陛下正在為偉大的舵手說明如何作『卡色』（ Khabse）（羅薩節的餅乾）！

一九五五年春天，我離開中國回拉薩的前一天，當時我正參加人代會的一次會議。會議主席是劉少奇，當他演講到一半的時候，我的安全官突然衝進會場，跑到我這裡。 『毛主席要立刻見你，他正在等你。 』他說。我不知道該說什麽才好，我不能就這麽站起來，然後離開會場；而劉少奇正屏息以待。 『在這種情況下，』我回答他說：『你必須去說明我要離開的原因。 』安全官直率地照作了。

我們直接前往毛主席的辦公室，他真的在那兒等著我來。這次是我們最後一次會談。他說他想在我回西藏之前，給我一些有關治理政府的忠告，接著他又說明如何籌劃會議，如何聽取群眾的意見，以及如何針對關鍵性問題下決定。這些都是非常好的資料，我坐著，趕忙作起筆記，就像以往我和他會談時一樣。他繼續對我說，在任何形式的物質進步中，溝通是一種重要的因素，他並且強調讓許許多多年輕西藏人接受這種訓練的重要性。他又說當他交付任何事情給我時，希望能透過一位西藏人。最後他靠近我說，『你的態度很好。宗教是一種毒藥，第一它減少人口，因為和尚、尼姑必須獨身；其次它忽略了物質進步。 』這時候我覺得滿臉火辣辣的，我忽然非常害怕，心想『啊！原來你是個毀滅佛法的人』。

談話至此，已經很晚了。當毛澤東說這些重要的話時，我低著頭、半藏著臉，好像是在寫東西似的，我希望他沒有察覺到我的恐懼；因為這可能會破壞他對我的信賴。好在那天因為某種原因，撲措汪結並沒有居間翻譯，不然他可能當場就會發覺我的想法---尤其我和他常常在事後作討論。
 
即使這樣，我很難再把我的感情隱藏起來，好在過了幾分鐘之後，毛澤東就結束了這次會談。當他站起來跟我握手時，我覺得大大地解脫了。令人驚訝的是，雖然時候已晚，他的眼睛仍然炯炯有神，人也異常機警 ①。我們一起步出們，遁入暗夜的寧靜裡。車子正在等著，他為我開車門，還為我關上。當車子往前開動時，我轉身向他揮別。我對毛澤東的最後印像是：他站在寒冷中揮手，沒有戴帽子，也沒有穿外套。
 
害怕和訝異已經被混亂所取代。他怎麽會這麽誤解我？他怎麽會以為我不是衷心信佛？什麽原因使他這麽想？我知道我的一舉一動都被記錄下來：睡幾小時、吃幾碗飯、在每一次會議中說了些什麽。無疑地，對我言行舉止所作的報告，每週都會經過分析。上呈給毛澤東。他一定注意到我每天至少要修法四個小時；此外，在中國的這段時間裡，我的兩位親教師仍然指導我。他一定也知道我正在努力準備最後的升等考試。不消幾年，我就要面臨這次考試，最多是六、七年吧。我實在是不知所措。

唯一可能的解釋是毛澤東誤解了我對科學、物質進步的高度興趣。我的確是想使西藏和中國一樣現代化，我的心基本上也是科學的。因此唯一的可能是，他對佛法的無知，他忽略了佛陀曾開示說，任何修習佛法的人應該要親自檢擇它是否正確。因為這樣，所以我一向對現代科學的真理、發現持開放的態度。也許這樣也使毛認為：對我而言，宗教的修持只是一種依靠或習俗罷了。不管他怎麽想，現在我知道他完全誤解我了。

隔天我離開北京，返回拉薩。回去的速度比前一年來的時候要快得多了，因為現在昆海公路已經修好了。一路上，我利用機會在不同的地方一次停留二或三天，我想盡可能地多接見一些我的同胞，並且告訴他們我在中國的經歷，以及我對未來所抱持的希望。雖然我已經修正了我對毛澤東的觀感，但是我仍然認為他是一位偉大的領袖，一個誠懇的人。他並不詭詐。所以我相信只要在西藏的中共官員能照著他的指示去作，假使他能牢牢控制這些官員，那麽我們就有理由保持樂觀的態度。至於我所關心的，除了正面的方法是唯一該採取的明智選擇外，負面的方法是沒有效果的；這只會使情況更糟。許多同去北京的人並沒有和我一樣持樂觀看法，只有少數人對中國有好印象，而且他們害怕共黨的僵化手段會使西藏受到鎮壓。當時流傳一則有關中國政府高級官員的故事更使他們煩惱。據說一位叫甘坤（Gang Kung，譯音）的高級官員曾經批判劉少奇，結果因此遭最恐怖的手法謀殺掉。

這是在我自己開始產生一些新疑慮後不久發生的。當我訪問塔希奇爾（Tashikiel）---- 它位於遙遠的東藏，那兒聚集了許多人。數以萬計的人已經跋涉來此，想要看看我，並且對我禮拜。我對他們的虔誠十分感動。然而，我在稍後聽到中共當局放出假消息，使人們誤以為我是在真正日期的一個星期後才到達，我十分難過。中共故意在日期上撒謊是不想讓人民來看我，結果，成千的民眾在我離開後才出發。使我更不快樂的事情是，中共老是對我個人的安全疑神疑鬼。當我訪問我的家鄉時，他們堅持我不可以接受任何供養的食物，我只能吃自己廚師煮的東西。這也就是說我不能接受我的子民所帶來的任何供養，即使是我在塔澤的親族所送來的東西也不例外。好似這些純樸、虔誠、謙恭的人想要毒害達賴喇嘛一樣。我的母親為了這件事心情很煩亂。她不知道該怎麽對親戚說。當我和西藏人交談時，我問到他們的生活狀況，他們回答道：『感謝毛主席、共產主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非常快樂。 』----但淚水在他們的眼眶裡打轉。

在我返回拉薩的旅程中，我盡可能多接見人民，這兒不比中國，要見到人民可不困難。成千的人民帶著病人、老人，他們只是想看看我一眼。許多中國人也參加了這些集會，這讓我有機會向他們說明他們必須了解西藏人的心靈。為了這麽作，我費心地去判別誰是共產黨員、誰不是黨員。經驗告訴我，總體來說，共產黨員更坦率。
 
西藏的中共當局對我的態度十分有趣。有一次，一位官員說：『中國人民愛毛主席的程度比不上西藏人愛達賴喇嘛。 』在另一次場合，有位守衛用很野蠻的方式把周圍的人推開，走到我吉普車旁，詰問達賴喇嘛在哪裡？當他聽到『我就是』，他脫掉帽子，請求我加持。當我離開成都，許多曾經全程陪著我訪問的中共官員都流淚為我送別。我對他們也有相同的溫情：雖然我們的信念不同，但是我們發展了一種牢固的個人關係。

在離開這麽多個月後，再看到西藏人民，使我重新註意西藏人民和中國人民之間的差異。首先你可以比較兩國人民的臉孔，西藏人民比中國人民更快樂。我以為這是許多文化因素所致。第一：在西藏，地主與佃農之間的關係要比中國的地主、 佃農關係和善多了。窮人的生存條件也沒那麽苛；第二，在西藏可沒有像腳鐐、閹割的野蠻刑罰，這些刑罰最近已經遍及整個中國。然而我想中共沒有看到這些，中共把我們的封建制度當成是中國封建制度的翻版。

在我回到拉薩前不久，我會見了周恩來，他坐飛機到西康視察地震受災區。奇怪得很，他在會談中，說了一些宗教的光明面。我仍然不知道他為什麽要說這些話，也許他只是傳達毛主席的指示，想要彌補最後一次談話時所造成的損害。



譯註：
① 早年的游擊生活，使毛澤東的起居作息與常人相反；晚上是毛的白天。